雾中枝

从伦敦回来以后，我病了一场。 不严重，就是发烧，烧了三天。张妈说我是在伦敦淋了雨，我心里知道不是——是某种东西烧完了，剩下的灰烬在往外冒。 病好以后，我做了一件事。 我把所有跟韩雾有关的东西，收进一个箱子里。 那副黑手套，那套只剩五张的唱片，那本扉页上写着“练琴别偷懒”的谱子，那枚银色的音符胸针，那盒松香，那把弓。 还有那把黑伞。 我把箱子封好，塞进床底下。 然后我开始了另一种生活。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六点到琴房，练到八点。 上午上课，下午练琴，晚上听录音、写作业、读谱。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，填得连一分钟的空都没有。 我不接电话。 韩雾打过两次，是打到韩家座机上的。张妈跟他说我在练琴，他说好，就挂了。 第三次，他打了我的手机。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号码，看了十秒钟，按掉了。 他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你还好吗？” 我没回。 半小时后，他又发了一条：“我在苏州，明天走。” 我还是没回。 那天晚上，我练琴练到凌晨一点。 回到房间，我看见手机上有一条新的短信，是凌晨十二点四十发来的： “我在你楼下站了两个小时，灯一直亮着。” 我走到窗边，掀开窗帘的一角。 楼下的路灯下什么都没有。 车不在，人不在。 只有路灯把空荡荡的巷子照得很亮。 我关了灯，坐在黑暗里，坐到天亮。 大三那年，我拿到了一个国家级的比赛金奖。 颁奖那天，我在台上，举着奖杯，看着台下。人很多，闪光灯很多，掌声很多。 我忽然很想哭。 我想，如果父亲在，他会说什么？ 我想，如果韩雾在呢？ 我不知道。 我不敢想。 大四那年，我考上了北京那所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。 那是全国最好的地方。老师说，考上的都是万里挑一。 我去办手续那天，韩奶奶在后进的院子里叫我。 “进来。” 我走进去。 她坐在藤椅上，老了很多。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那支白玉簪子还是别在鬓角上。唱机在转，还是《牡丹亭》。 “你考上了。”她说。 “是。” “什么时候走？” “九月。” 她点了点头。 “我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。”她说。 她从旁边的小桌上拿过一个信封，递给我。 我打开。 里面是一张银行卡，还有一张纸条。 “卡里有三十万。”她说，“是你爸妈的抚恤金和保险，我帮你存了几年，连本带利。你爸那个房子，我让人看着，租金也在这个卡里。” 我握着那张卡，手在抖。 “奶奶……” “别哭。”她说，“我还没死呢。” 我忍住眼泪。 “你在我们家住了六年。”她说，“六年，我没亏待过你，也没对你好过。你恨不恨我？” 我说：“不恨。” “你恨。”她说，“那天晚上的事，你恨我。” 我没说话。 她睁开眼睛，看着窗外。 “我不后悔。”她说。 “什么？” “我不后悔拆散你们。”她说，“许枝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你早晚有一天会明白，我做的这件事，不是在害你。” 我说：“我不明白。” “你会明白的。” 她从藤椅上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。 “那年你生病，烧到四十度。”她说，“他半夜从伦敦飞回来，跪在我床前，跟我谈了一个小时。”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 “他跟我说，他这辈子只想要你一个人。”韩奶奶说，“他说他不读书了，不去欧洲了，不接班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你。” 我站在那儿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“我跟他说，你拿什么要？”她说，“你住的是韩家的房子，花的是韩家的钱，你身上穿的、嘴里吃的，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。你连自己的耳朵都治不好，你凭什么说你要她？” “奶奶……” “我还跟他说了另一句话。”她转过身，看着我。 她的眼睛很浑浊，但很亮。 “我说，你别忘了，是你害死了她爸妈。”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唱针在黑胶上转动的沙沙声。 我站在那儿，手脚冰凉。 “您……您说什么？” 韩奶奶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。 “你知道了。”她说。 不是问句。 “您早就知道。”我说。 “我一开始就知道。”她说，“那份认定书，是我让人复印了，塞进你爸那些谱纸里的。” 我后退了一步。 “为什么？” “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”她说，“但不是从他嘴里知道。从他嘴里说出来，你就会原谅他。你要是自己发现的，你才知道这件事有多重。”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。 “您……”我说，“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 韩奶奶走回藤椅边，坐下。 “因为我不能让他娶你。”她说。 “为什么？” “因为他会毁了你。” 她说得很平静。 “他这辈子，会背着这件事过一辈子。”她说，“他每天睡着的时候，是你爸妈的脸；他醒来的时候，还是你爸妈的脸。你要是跟了他，你就得跟他一起背着。他背得动，你背不动。” 我站在那儿，眼泪流了满脸。 “那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我问，“您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” 韩奶奶闭上眼睛。 “因为我一直在等。”她说，“等你们自己断。” 我站在院子里，站了很久。 临走的时候，她叫住我。 “许枝。” “嗯。” “你拉得很好。”她说，“比他拉得好。” 我说：“奶奶。” “嗯？” “我不恨您。” 她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很淡，像水面被风推了一下。 “去吧。”她说，“北京冷，多穿点。” 我走的那天，她没有送我。 我站在巷子口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老宅。 石榴树的叶子黄了。 九月的北京，天很高，风很干。 我住进了一间六平米的宿舍，跟三个女孩挤在一起。学校的琴房要排队，我每天五点去排第一个。 北京的冬天很冷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。 我每天走二十分钟去琴房，手冻僵了，就在热水里泡一泡。 第一年，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。 第二年，我进了学校的室内乐团，跟着乐团去了德国、奥地利、捷克。 第三年，我在国家大剧院拉了独奏。 拉的是巴赫的《第六组曲》。 谢幕的时候，台下掌声很响。 我站在台上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苏州那个小院里，一个老太太闭着眼睛说：“再来一遍。” 散场以后，我在后台卸妆。 手机响了。 是一个陌生号码。 我接了。 “许枝。” 我手里的化妆棉掉在了桌上。 那个声音我听了那么多次，我以为我早就忘了。 但我一听就听出来了。 我没说话。 “你在北京。”他说。 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 “我听说了。” “你听谁说的？” “张妈。” 我没说话。 “今天的演出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场。” 我猛地抬起头。 “什么？” “我在第七排。”他说，“第八个座位。” 我说：“我没看见你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 我的手在抖。 “韩雾。”我说。 “嗯。” “你来干什么？” 他没有回答。 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拉得很好。” 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 他笑了一下。 那个笑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，很轻，很远，像隔着一层水。 “你变了。”他说。 我说：“人都会变。” “嗯。” 沉默。 我听见他那边有风声，有车声，有英文的广播。 “你在哪儿？”我问。 “伦敦。” “哦。” “我下周回国。”他说，“苏州。” 我说：“哦。” “你有空吗？”他问，“我……” 我说：“没空。” 那边静了。 “我下周有演出。”我说，“下下周也有。再下下周要去上海。” “那……” “韩雾。”我说。 “嗯？” “我挂了。” 我说完，手指按在挂断键上，但没有按下去。 我等着。 我听见他的呼吸声。 很轻，很稳。 “好。”他说。 电话挂了。 我坐在化妆镜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 镜子里的女人化了妆，穿着黑色的演出服，头发盘起来，脖子上戴着一条项链。 我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 然后我拿起手机，把那个号码删了。 那一年，我二十四岁。